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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预防犯罪预防 →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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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来源: 青少年与法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朱海娇 发表日期: 2010-12-7 14:19:10 阅读次数: 3190 查看权限: 普通论文

近几年来,未成年犯罪人即“少年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词语,据统计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以及“少年犯”这个群体的与其他犯罪主体相比所具有独特性,使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建立一系列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处罚与保护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使他们更好的重返社会则成为了重中之重。不能忽视的是,曾经的犯罪记录将导致其许多的权利丧失,使其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极不利于“少年犯”们改过自新,甚至可能使他们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我国有必要实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及特点
      “未成年人”是指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公民,各国法律对成年年龄的规定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指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而根据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阶段细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三个阶段:一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程度,都不认为是犯罪。二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三是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年龄段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将成为犯罪人而要适用相应的刑罚措施。在这里要将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少年犯罪作必要的区分。因为“青少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理论界通说将青少年犯罪界定为25岁以下的公民实施的犯罪,它与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不同。
       由于未成年人在思想、心理、认知能力等各方面都具有着此年龄阶段的特点,体现在犯罪方面即造就了未成年人犯罪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形式、犯罪的手段等等方面都有别于成年人实施的犯罪:
       1.案件类型比较集中。据公安部200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6-17岁青少年罪犯中,85.1%涉嫌盗窃、抢劫、抢夺和伤害这四类犯罪;在14-15岁青少年罪犯中,该比例更是达到92%。可以推知,虽然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型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多数案件依然集中在上述四类犯罪当中。
       2.犯罪发生的偶然性强,预谋犯罪的少,方式简单。一般情况下青少年的作案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常受外界影响比如网络游戏的影响,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在于易冲动,做事欠思考,法律意识差,受到好奇心、好胜心驱使而犯罪的。
       3.犯罪团伙性突出。由于未成年人生性喜欢结伴而行,团伙作案成为其主要犯罪形式。团伙内部有自己的纪律,有活动地点和活动习惯,作案有明确的分工。这助长了未成年人扭曲的哥们意气也使得他们在团伙内部受到相互之间的负面影响。
       4.犯罪后的教育改造性强。未成年人的思想未定型,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对于那些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易于接受教育改造,并且其犯罪后的悔过程度较大。
       二、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社会性原因分析
       由我国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教授主持的关于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原因及预防对策研究中,通过实例调研和理论分析,系统的总结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问题家庭的受害者。第一类是,社会底层家庭,例如,家庭收入低、父母素质低;第二类是动荡家庭,例如离异家庭;第三类是不懂得教育方法的家庭,例如娇生惯养,家庭暴力,过于严管,重学习、轻品德、轻心理、轻闲暇活动;第四类是漠视孩子权益的家庭,如虐待孩子,忽视孩子。
       2.应试教育的受害者。这些孩子大多学习成绩差,所以获得的赞扬少,批评多、体罚多、歧视多,由此师生关系可能出现危机,调查发现少年犯不喜欢老师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同龄人,然而更多的是他们被同龄群体排斥。
       3.社会环境的受害者。首先,社会中的不良场所对他们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孙教授的课题组对城市闲散少年犯调查发现:他们当中经常去歌舞厅的占了50%,经常去录像厅的占了45%,经常去游戏厅的竟然占了将近70%,再加上很多娱乐场所缺乏管制,里面的不良信息对没有抵御能力的青少年影响非常大。其次,他们可能结交违法犯罪分子,调查结果显示,有64.1%的未成年犯结识过违法犯罪分子,其中闲散未成年犯结交此类朋友的比例更高,达到68%。再次,他们还是矫正制度的受害者,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司法管辖门槛高,例如不满14岁的或已满14岁不满16岁少年的不良行为不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司法管辖门槛过高;非司法矫正措施不到位,社区预防刚刚萌芽,存在很多问题,工读学校也尚未发挥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相比之下,对于他们的犯罪行为社会应该负有很多的责任。正如美国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在《少年犯罪的原因》中论述的社会控制理论那样: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组织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人就会无约束得随意进行犯罪行为,犯罪就是个人与社会联系薄弱或者受到削弱的结果。②而在这种社会联系削弱的过程中,就不仅仅是青少年自身的原因了。
       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一)现实需要
       首先,从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来看,犯罪类型集中于几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并且偶发性较强,所以社会危害性较小。团伙性特点突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多处于所谓的“组织”内相互间的不良影响下,而脱离了组织的单独作为一个个体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较小。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的效果明显,经过教育改造增强了未成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使其能够正确认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由于他们的悔罪效果明显,再结合以上的特点,应当给他们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在适当的条件下实行犯罪记录消除制度,而不宜使他们为年少时的污点行为背负过多的负担走完一生。
       其次,从未成年人的犯罪成因来看,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其犯罪行为的发生,不论是家庭原因、环境原因还是司法原因都是导致其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整个社会也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反思而不该一味的指责少年犯,不该给他们永久性的戴上一顶耻辱的帽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应当部分地为未成年人犯罪买单,所以应当采取一种宽容审慎的态度对待少年犯,并且将帮助他们重回社会落实到行动上,消除人为设置的障碍。
       第三,从目前少年犯重回社会的困境来看,未成年人服刑或劳教完毕之后,一般来说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往往陷入窘境。我国的现状是较好的单位一般都需要当地街道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且其职业选择范围也受到限制,例如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都规定了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警察,《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等刑事处罚的人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而《刑法》第100条明文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样,这些少年犯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之后,在各方面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冷漠、歧视和不公平对待,这也成为了促使其再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且,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 绝大多数人希望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而刑事污点消除制度, 使得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 能够平等的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③
     (二)理论基础
       首先,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挽救和改造"的刑事政策。将这项制度其以立法形式确立则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二,适当的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虽然我国未制定单独的少年法,但是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也彰显了对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台湾地区的学者林纪东在《少年法概论》中写到,少年法系极具积极性之法律,辟以止辟,杀一儆百之威吓主义,固为少年法所不取,少年法之保护处分及刑事处分,亦非赎罪,报应之具,其基本目的,在于防止少年犯罪,育成健全之少年,以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保全国家之元气……④且由社会责任之观点言之,疾病贫困与犯罪之发生,均系社会之病态,为社会生活失调之现象,病人贫民与所谓罪人者,特不幸而首当其重耳,方立谋拯救之不暇,更何忍加以深责?……昔人以“如保赤子”,为慈爱之极致,及今言之,少年法之发生与发展,即此“如保赤子“观念之扩大,固矜恕无所不知,爱护又唯恐其所不尽,明乎此,而后乃晓然于少年法之宜如何制定。⑤我国的青少年法治也应当以慈爱为原则之一,“如保赤子”地给予少年犯人性化的关怀和保护。
       第三,关于少年犯保护的国际规定。《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1984年《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简称《北京规则》)第21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中加以引用”。明确了只要犯罪时未成年,其后果不应对其成年以后的生活有任何影响,确立了前科消灭的原则。同时,该条第1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能让第三方利用。对只有与案件直接有关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能接触这些档案。”这个规定,进一步阐述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保密管理制度。
       第四,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了这项刑事制度。《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做出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做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销毁。”法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确立后,由于成效显著,世界各国纷纷仿效。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因少年时犯罪被判刑并已执行终了,或免于执行的人,在关于人格法律的适用上,在将来,得视为没有受过刑罚处分的人。”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纪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以后,18岁后必须销毁,以便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若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的,该青少年犯罪的一切案件档案资料,也必须销毁。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第83条规定:“少年受管训处分或刑之宣告,于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未再受管训处分或刑之宣告者,视为未曾受过该宣告。”⑥
       总而言之,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充分适应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对于保护其利益以及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并且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少年法治的原则,且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建立关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消除制度势在必行,并应从法律上确立相应的适用条件和程序并且完善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

参考文献:
张远煌:《犯罪学原理》,法律出版社,2001
赵秉志:《犯罪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康树华,向泽选:《青少年法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张桂荣,宋立卿:《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治制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07 
雍自元:《青少年犯罪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原因探讨》,吴宗宪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张利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林纪东:《少年法概论》,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一年二版
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刘强:《美国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概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①孙云晓:《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原因及预防对策》,见http://www.cycnet.com/sunyunxiao/e_edu/e_a_report/20060330.htm
② 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的原因》,吴宗宪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P5
③ 陈光中,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载于《中国司法》,2007年第1期
④林纪东:《少年法概论》,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一年二版,P19
⑤林纪东:《少年法概论》,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一年二版,P52
⑥赵秉志:《犯罪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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